从包产到户 到合股联营 农村改革的安顺实践

在贵州安顺,围绕如何盘活土地过上好日子,先后涌现了“顶云经验”和“塘约做法”两次改革。40多年前,顶云公社义无反顾破除大锅饭;4年前,塘约村集中确权土地,耕地自愿入股合作社。

从包产到户,到入股合作,不变的是矢志不渝的改革精神。立足需求,敢闯敢试,乡村振兴动力更加强劲。

两个村,两次改革,都因“地”而起。

1977年,冒着被扣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帽子的风险,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顶云公社悄悄实施包产到户,当年粮食就大丰收。在我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大潮中,涌出一朵被称为“顶云经验”的浪花。

2015年,抱着摆脱贫困落后面貌的强烈意愿,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农民把土地集中入股合作社抱团干,短短3年,贫困村变成了小康村。如今,安顺全市九成以上村庄都在推行“塘约做法”。

从包产到户,到入股合作,不变的是矢志不渝的改革精神。

顶云:打破大锅饭,实现吃饱饭

夕阳下,院里三角梅竞相绽放,三层黄色小洋楼更显别致。耄耋之年的陈高忠坐在院子里,一缸浓茶下肚,思绪回到40多年前。

“让全队老少都能吃饱饭,跟饿肚子的苦日子做个了断。”谈及自己发起的那段往事,陈高忠平和而坚定的语气中,仍能听出当初的义无反顾。

1976年春节刚过,顶云公社陶家寨生产队愁云又起,不少家庭陆续断粮,很多社员只能靠野菜拌米糠充饥。“出工人等人、干活人看人、收工人赶人。”38岁的新任生产队长陈高忠,曾在省城修过铁路,是寨子里最有见识的人,他分析生产搞不上去,关键在于大集体窝工现象严重,社员出工不出力。

赶在春耕前,在陈高忠组织下,陶家寨生产队秘密实施了一件大事:将全队人口按劳动力状况分为三个小组,土地、农具和耕牛等生产资料平均分配,以包产到组的形式开展农业生产。

当年秋收过后,生产队把各小组的收成汇总起来,惊喜地发现粮食产量较往年翻了倍。“人均口粮从212斤变成504斤,人均收入从56元涨到200多元。”时至今日,陈高忠还能准确说出增收数据。首度“试水”分地就实现了吃饱饭的目标,也撑大了陶家寨生产队的胃口,他们准备再拼一把。

第二年开春,陈高忠召集6名生产队队委会成员,躲进后山一片叫灯盏窝的洼地,藏身树木杂草中,商量包产到户的具体实施方案。当天晚上,生产队30户村民在一张牛皮纸上签名、按手印,一致同意将全队田地分摊到户。“不敢明着分,田坎上埋下石头桩子作地界,用绳子把土地划成小块,分摊到各家各户独立经营。”分完地后,每天清晨还没等陈高忠吹响上工哨,田间地头早已热火朝天。

这一年,陶家寨迎来了久违的大丰收,粮食产量较上年又翻一番。陈高忠清楚地记得,交完公粮后家里谷仓还是满满的,不光自家人能吃饱饭,还有余粮接济外乡亲戚。

陶家寨分地的事很快在公社引发示范效应,一些生产队纷纷私下组织分地,还有人直接给省委、地委和县委写信,请求从政策层面认可,“光明正大”地干。1978年4月,关岭县委同意在小部分生产队试行“定产到组、超产奖励”制度。秋收季节,顶云公社16个试点生产队全部增产。当年11月11日,贵州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公开报道顶云公社的改革实践,而且旗帜鲜明:“定产到组姓‘社’不姓‘资’”。

“报道迅速引起强烈反响,触发了一场震动全省的大讨论。我们思想压力非常大,不知道是干了大事还是闯了大祸。”回忆起当时情景,时任顶云公社党委书记卢泽江心潮澎湃,各地干部群众的信件雪片般飞来,质疑声和支持声此起彼伏。一个多月后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。1979年,关岭县在全县范围内推广“顶云经验”,1000多个生产队轰轰烈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。

塘约:抱团闯市场,快步奔小康

“破石板、烂石墙、泥巴路、水凼凼。”离顶云公社100公里开外的塘约村,到2013年还顶着贫困村的帽子。

2014年夏,一场罕见暴雨洗劫塘约村,洪水冲毁农田、道路和部分村民房屋。面对一片废墟,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决心行动:抓住灾后重建契机,给塘约来次大改造。

灾后第五天,86位村民代表聚集村部,共商出路。“留村的多为妇女老幼,一些土地也撂荒了,如果大伙联起手来干,塘约也许能变个样。”在左文学的主持下,会议决定成立以党支部牵头、村集体所有的合作社,集中经营村里的土地。

“合作社要办黄了,我们家吃饭都成问题。”贫困户周贵友兄妹6人,父亲传下来的承包地,到他手中只分到半亩水田和半亩旱田。顾虑并非个案,一些人害怕集体经营不出效益,赚不到钱反搭进地。